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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合同中的任意解除权可否约定排除?

作者:jcmp      发布时间:2021-06-28      浏览量:0
一、 案例简述与司法观点案例一

一、 案例简述与司法观点

案例一 世达公司与大商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

该案双方就大连新玛特世达购物广场签订《托管协议书》,约定世达公司将商场的经营管理权委托交给大商公司进行管理,并且双方对各自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条件作了特别规定(其中世达公司行使解除权的主要条件是大商公司没有履行委托经营后的经营绩效水平不低于委托前5个月经营绩效的平均水平的承诺)。争议焦点:双方当事人能否以特别约定条款排除委托合同中任意解除权的适用?

案例二 陈红与李军委托合同纠纷案

该案当事双方在离婚分割财产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按50%的比例分割公司股份,李军将股东权及经营、管理权全部授权交给陈红,且“不得单方撤销”。争议焦点:该不得单方撤销条款能否排除委托合同中法定任意解除权的适用?

对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认为,当事人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并非一般商事意义的股权转让,而是双离婚分割财产的协议,旨在分割夫妻共同所有的公司股份这一特殊财产。同时双方在该协议中还特别约定李军“不可撤销”地将其所享有的股东权利及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利全部授权交给陈红行使,由陈红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即使该条款是双方平等协商后的自愿签订,亦不能确认该条款为财产分割性质的条款,事实上其法律关系仍为委托合同性质。而委托合同关系主要基于人身信赖关系订立,受托人是否忠实、信赖地完成委托事务,对受托人影响巨大。在委托方与受托方信任基础动摇或丧失信任的情形下,双方所做的“不可撤销”委托的约定显然有悖于委托合同的基本性质。故,此时虽然有当事人双方的事先特别约定,亦不能排除法定的任意解除权适用。

二、规则概括及区分标准

看完上述两则案例,开始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两家法院的观点似乎完全相反,但仔细研读后却也能发现他们所站立场及价值考量因素的不同。显然,案例一强调的商事委托的特殊性,更多是出于鼓励交易及经济合理性的价值考虑;而案例二更强调的是人身信赖的专属性,目的偏向于保护特定事项民事主体的自主选择权。以此,我们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对此类问题处理的基本价值诉求与区分适用标准,即民事与商事区分,人身权与财产权区别。

知悉了上述区分规则,但如何进行归类判断那就涉及更深一层次的法律问题,那就是如何对民事合同和商事合同进行区分,如果判决某一事项到底倾向人身权还是财产权属性。对于第一个问题,《法学之窗》中刊登过武汉大学法学院雷芳、高亚宁的一篇文章,根据该文所述,主要有以下几个判断标准:商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当中一般至少有一方为商事主体(日常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商事合同多是有偿合同是双方得益交互的结果,而民事合同通常是一种信任帮忙的考虑多是无偿的;从合同文本上看,通常商事合同都是要式合同,有书面的文件且内容繁杂,而民事合同多为不要式合同,通常即使有文本也是简单的书写;再者,商事合同一般是双务合同有对待给付义务,而民事合同一般是单务合同没有对待给付义务。对于第二个问题,人身权与财产权的不同通常表现为:首先,权属内容的差异,人身权是指与人身密不可分而又没有直接的经济内容的权利,更多的是一种人格权或者身份权。而财产权是直接体现财产利益的民事权利。实践中我们所述的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都属于财产权。其次,由于人身权不直接涉及财产内容,所以一般也无法直接用金额衡量其价值,且不能随意转让他人。而财产权通常可以用金额计算其价值,法律规定可以直接进行转让。然后,我们也能慢慢发现,其实商事合同多是处理财产权事项,民事合同更多处理人身权事项,上述区分判决标准相互结合对照,应该是基本能识别个八九不离十。

前段所述内容是学界关于民事合同与商事合同及人身权与财产权的理论划分方式,但实践的复杂性在于常存在混合或者无法识别的情形,即民事与商事、人身与财产属性混合或者无法区分识别。关于此问题的处理,笔者认为,如果能针对特定事项条款进行区分且不影响其他部分的可以分别判定其效力,如果无法区分或者区分后造成新的不公则应当优先侧向于保守的方式,即遵行《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内容,不作既定法律规则的突破性尝试,以保持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作为衡平的方式,当在庭审中向当事人释明,可调整变更诉求为赔偿损失,同时在损失数额认定时考虑双方的主观善意程度及兼顾公平原则。

三、其他情形的类推适用

为了增强当事人对公司的实际控制力,在公司投融资领域及并购交易中,常见股权代持、股权转让暂未变更登记、境外协议控制、对赌协议等情形下关于表决权授予会使用“不可撤销”或类似表述。关于此类“不可撤销”的描述效力究竟如何,笔者认为,不能简单一概而论。结合前段所述的认定规则和识别方式,现我们分析认定如下:

在股权代持场合,要看是纯粹无偿的代持还是有其他的合同背景,如果是简单的无偿代持基本可归入民事合同且具有人身专属性,不允许当事人以“不可撤销”条款排除任意解除权的适用。如果同时存在其他类型的背景合同如对赌协议、VIE结构协议控制、托管委托经营等主合同内容时(即表决权授权只是当事双方主合同项下单一的附属内容),此类合同通常是双方商业利益自主衡量及交互的结果,为鼓励交易及保持合同关系的稳定,应当首先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认定其约定内容“不可撤销”条款具有排除法定任意解除权的效力。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常见以下类型的委托合同,如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因更具有商事合同的特点,所以应当允许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不可撤销”条款以排除任意解除权的适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6)苏民申578号民事裁定中即持此观点)。而律师委托代理合同则具有更多人身信赖的特点,此类合同更多的是依赖对律师个人的信任和专业度且具有人身专属性,所以即便是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不可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也不得排除法定任意解除权的适用(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鲁02民终5038号 民事判决及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新01民终176号民事判决都持此观点)。同样具有较强人身信赖属性的签订购房合同授权委托书,因其通常单务且无偿,故应当允许委托人任意解除,即便事写有“不可撤销”条款。

结语

鉴于案例分析的样本数量及笔者个人阅历的局限,本文所述的规则概括及认定标准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理论化的理想主义成分,而经济生活的复杂及日新月异常会令我们茫然无措、目不暇接。为减少争议及提前控制诉讼风险,建议就授权委托中的“不可撤销”条款预想到可能会被法院否决效力而提前作出安排。双方可在合同中再补充约定,如“不可撤销”条款被法院认定无效,则应当设置变通或替代方式,同时对受损方将来可能产生的损失进行预先约定(预定违约金或约定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以减轻后续双方纷争及诉讼发生时的举证责任困难。